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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和下西洋与福州港的发展


附言:今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,本人在原编写《福州港史》的基础上,特撰文附后。 郑和下西洋与福州港的发展 周 敏 一、福州港在区域中的地位 福建面向大海,境内高山逶迤,与内陆交通阻隔,长期以来,只能仰赖水运与外界交流往来。频繁的航海活动,孕育、催化和培育了众多的各具特色的港口。福州港就是其中的一颗明珠。 福州港位于闽江入海口。江海交汇,使福州港既有河口港区,又有滨海港区,兼得两者之利。入海扬波,可通达中国沿海各港及世界主要港口,其北距上海433海里,东距台湾基隆149海里,南距香港420海里。溯江而上,可达闽江上游水系各港,至南平200公里。江海中转与腹地纵深条件在福建省各港中最为优越。 福州港以福建省省会福州市为依托。福州是中国东南沿海历史悠久的经济文化名城,且长期以来一直是福建省的政治中心。港城同兴共荣。汉代福州建城名东冶,即有港口形成。由宋及明,福州纺织业和造船业较为发达,又有“丝城”的称号,给航运和港口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。清代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船政局和造船厂,使福州马尾以军港扬名于海内外。新中国成立后,福州逐渐发展成为拥有冶金、机械、轻工、纺织、化工、电子、造船、造纸、塑料、食品、医药、木材、特艺等门类齐全、配套能力较强的新兴工业体系,给港口带来充足的货源。 江海交接,港城同辉,舟楫川流,货物吐纳,客旅接踵,人文荟萃,得天独厚的自然、社会、经济、航运条件,造就了这座名港,并成为其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石。 二、汉代至清初的福州港概况 福州港作为商港,其历史源远流长,经盛衰起伏而曲折发展。汉至五代是福州港萌生和兴起的阶段。东冶(福州)港谓是福建商港的源头。早在西汉元帝年间(公元前48年至前33年),交趾七郡(今广东至越南北部一带)的贡物转运,皆途经东冶港。以后历时500余年,东冶港一直是福建最大的对外交通口岸。及至唐代,东冶改称福州,福州港跻身为中国九大外贸口岸之一。唐大和年间(827—835年)专门设置市舶机构,其地位更加重要。五代王审知治闽时,福州港更是海鳅巨舶乘潮进出,络绎不绝,呈现出“万国来朝”的盛况。 宋元时期是福州港地位有所下降的阶段。这一时期,泉州港后来居上,扬名海内外,使福州港在福建省港口中的地位退居第二。但福州港依然在发展。由于在福州地区经济的推动下,“百货随潮船入市,万家沽酒户垂帘”,福州港不仅与江浙港口交流频繁,而且与海外的新罗、日本、琉球、大食也常有舟船往还。“珍珠宝石之交易甚大,盖有印度船舶数艘常载不少贵重货物而来也”⑴。可见,其仍然是福建省最主要的贸易口岸之一,只是与泉州相比稍有不及而已。 明及清初是福州港萎缩向内求生存的阶段。郑和七下西洋,船队中途停靠长乐太平港,一度给福州港带来勃勃生机。但在其余几百年间,海禁、倭乱、闭关锁国,使海路不畅,严重阻碍福州港的正常航运和贸易。官方朝贡贸易萎缩,福州、泉州两港对外贸易均呈衰落之势。福州港只能侧重内贸,利用闽江交通便利的条件作为沙溪、富屯溪、金溪、建溪、剑溪入闽江至榕城的集中地、对外转运港,以补外贸运输之不足。 清康熙二十三年(1684年)开海禁后,福州港再度兴起。此时,福州港在福建省港口中,政治地位居第一,贸易地位居则居厦门港之后。清政府在厦门和福州设立闽海关,以厦门港为通洋正口,福州港则主要与琉球国通商。由于明至清的长期闭关锁国及开海禁后的种种政策限制,使福州港远离国际市场,只能在小农经济的束缚中缓慢发展。 三、郑和下西洋促进了福州港的发展 明代,福州经济和腹地内富饶的山海资源的全面开发,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,民间手工业、商业的发达,为港口航运贸易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充沛的货源,而郑和七下西洋则大大促进了福州古港的繁荣。 1、郑和下西洋给长乐太平港带来生机。 永乐元年(1403年),明成祖朱棣从建文帝朱允玟手中夺权登基。是年八月,先“遣使招谕安南、暹罗、爪哇、琉球、日本、西洋苏门答腊、占城诸国”⑵,以织金文绮纱罗等物,赐诸国国王,并向外邦宣告永乐政府的建立。永乐三年(1405年),再命郑和率领庞大的远洋船队,远航西洋各国,除了“成祖疑惠帝朱允玟逃匿海外,欲踪迹之”⑶外,主要是“耀兵异域,示中国富强,赍赐航海,以徕远人”⑷。自此至宣德六年(1431年),郑和奉命七下西洋,遍访了东南亚和印度洋的孟加拉湾、阿拉伯海、红海直到非洲东部沿岸大小凡30余国,沟通了亚非海上交通。 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均是从苏州刘家河(江苏太仓浏河镇)出长江口,泛海至福州外港─长乐太平港驻泊,伺风开洋,朔风至,便出五虎门(位于闽江口),南航西洋各地。长乐太平港成了郑和下西洋的伺风放洋出发港和重要的基地。 太平港又名吴航头,原名下洞江,俗称河下港,又称河阳、马江、下港,在长乐县西隅,面临台湾海峡,周围山峰环抱,是一个良好的避风港。“永乐十一年,太监郑和通西洋泊舟于此,奏改今名(即太平港)”⑸,寓开洋安泰之意。按其现址即在福州马尾港的西南岸,隔闽江斜对相望,当时为福州外港之一。 长乐县城西南的南山脚下的十洋街一带,是郑和官校旗军数万人驻扎之地,郑和船队在长乐太平港驻泊最长的一次达10多个月。驻泊期间,主要是为了下西洋做好最后的一系列准备工作。如添招富有航海经验的船工、火长,补给海程所需的各项物品。《西山杂志》记载:副使王景弘特地到过泉州,“雇泉州舟”,并“以东石沿海名舟代导引”下西洋⑹。“明永乐七年,郑和第三次下西洋中。舟师忠武尉名黄参,长乐塘屿乡人,在其举荐下,邑人从之者众,随师远航……”⑺。郑和不但招聘福建人做舵工、火长,还让福建人担任舟师的要职。鞏珍著的《西洋番国志》自序中也说:郑和下西洋“始则预行福建广浙,选取驾船民梢中有经惯下海者称为火长,用作船师。乃以针经图式付与领势,专一料理,事大责重,岂容怠忽”。何求的《闽都别记》载:“三宝太监等皆至长乐,并随从驾官座海舟,其余赏赐之物,并口粮兵甲仗诸色工匠,分配海船五百号,俱在太平港即吴航头登舟”。郑和船队所带的日常用品及用于交换用的多达40多类商品,除了在南京筹办外,一部份是在长乐太平港补充的。福建的茶叶、雨伞、樟脑、各色纺织品、瓷器等都是郑和下西洋所带的重要物品。素负盛名的福建盐、油、糖等,亦是船队的生活必须品。 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,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出使西洋,期间长达二十多年,七次都在长乐停留,前后时间并不短。就人员而论,除正使、副使、都指挥多人外,还有官校、旗军、火工、舵工、班碇手、通事、办事、书箕手、医士、铁锚、木艌搭料等匠、水手、民艄人等,每次均在两万七八千名左右⑻(见表1)。 郑和舟师驻泊太平港情况表 表1 航 次 时 间 人 数 第一次 永乐三年六月至冬 27800 第二次 永乐五年九月至冬 不详 第三次 永乐七年十月至十二月 27000 第四次 永乐七年十一月至次年秋冬 28560 第五次 永乐十四年至次年冬 不详 第六次 永乐十九年正月至冬 不详 第七次 宣德六年二月廿六日至十二月九日 27550 一个普通的县城驻扎这样多的旅客,其生活日用品都需要商业解决,船队驻扎地十洋街一带,“该处便有人搭寮开店贸易,人如云集,竟成大市”⑼、“人物辏集如市”,可见当年太平港的盛况。郑和七下西洋,累次驻泊福州外港─长乐太平港,直接促进了福州港的发展。 2、郑和下西洋促进了福州港造船业的发展。 福州造船业历来较发达,为造船中心。闽北山区的优质木材通过闽江汇集于福州,为建造和维修船舶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材料。郑和下西洋驻泊于太平港时,除了修补船舶外,还在此建造了部分船舶。史载:“永乐元年五月辛已,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艘”⑽。虽没言明为下西洋造船,但有一部分后为郑和所使用。而“永乐二年正月……癸亥,将遣使西洋诸国,命福建造海船五艘”⑾,则明确为下西洋造船。永乐四年,太平港等地又造海船⑿。据《福建通志》记载:“永乐七年(1409年)春正月,太监郑和自福建航西南,造巨舰于长乐……”。何求《闽都别记》载: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前,在长乐太平港造船,“至舟已赶造完竣,……俱在太平港即吴航头登舟”。 郑和七次下西洋,期间在太平港停留的船舶最少有48艘,多至249艘(见表2)。修船所需的技术人员和各种材料都由当地负责。 郑和舟师驻泊太平港情况表 表2 航 次 时 间 船舶数 第一次 永乐三年六月至冬 62 第二次 永乐五年九月至冬 249 第三次 永乐七年十月至十二月 48 第四次 永乐七年十一月至次年秋冬 63 第五次 永乐十四年至次年冬 不详 第六次 永乐十九年正月至冬 不详 第七次 宣德六年二月廿六日至十二月九日 100 据记载,当时修造海船所需的杉木、杂木、榆木、栗木、橹木、丁线、桐油、石灰、艌麻等都由福建供应。因此,下西洋也促进了福州造船业的发展。《闽都别记》载,永乐十九年,“有司官先在长乐十洋地方造舟,工匠数千”。当时福州所造的“福船”,底尖面阔,型号多种,享有盛名。 3、郑和下西洋促进了福州与海外的贸易交往,促进了福州港地位的提高。 郑和下西洋,累驻福州外港,也促进了福州与海外的贸易交往,福州港的地位得到迅速提高。据《闽都别记》载:“永乐年间,福州商人赴麻刺国者有阮、芮、樊、郝姓。有的侨居多年,娶“番”生子。郑和下西洋船队不但要携带大量的生活用品,而且由于还肩负着明朝商务代表的使命,所到之处,要同当地政府开展商业贸易,因此船队上也带去了大量可供交换的商品。据《星槎胜览》等书记载,郑和船队所带的商品有印花布、色绢、缎匹、紵丝、青花瓷器、烧珠、铜铁器物、水银、雨伞、草席、茶叶、樟脑等40多种及一些迷信用品。其中茶叶、雨伞、樟脑、瓷及各色紵、丝、纱、棉等物品,大部份为福州地区及港口腹地内所生产。郑和下西洋也招徕海外国家,“执圭奉帛而来朝,梯山航海而进贡”。其中有的贡使是在福州港登岸的。早在永乐六年(1408年),勃泥国王那惹加那率其妻子、陪臣来朝,泊福州港。“守臣以闻,上念距中国万里,远涉鲸波而至,遣中使偕礼部官往迎劳之”⒀。永乐十八年(1420年),“古麻刺国国王刺亦敦亦率其妻子、陪臣来朝。子刺封王,归次福州,卒,赐溢康靖,刺葬闽县,有司岁祀”⒁。此外,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《日中文化交流史》一书中阐述道:明政府向日本发送勘合文表,底部一册存放进京都礼部,另一册存放福建布政司。持这一凭簿的日本船舶应先到福州,由福建布政司点检勘合。查验无误后,方许赴宁波贸易。以上这些说明,明初福州港虽不在明朝政府规定的朝贡贸易口岸之列,但它与朝贡贸易关系密切,是海外贡使进出之口岸。 综上所述,郑和七经太平港下西洋,促进了福州地区经济的发展、推动了福州造船业的进步、提高了福州对外贸易和交往程度,福州港从中得到了开发、繁荣与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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